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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业手记]诉讼调解二三事

[执业手记]诉讼调解二三事 

桂林律师文金发

我们知道,在民事诉讼中,如果当事人在自愿基础上通过调解达成协议,真正案结事了,这当然是好事。这样的调解,应当以当事人自愿为前提,然而,近几年人民法院在稳定压倒一切思想指导下,以调撤率作为考核法院及法官工作的一个重要指标,有些法院的“调撤率”甚至超过了百分之八十,不知道这里面真正发自当事人内心自愿的又有多少?

根据国人传统,不到迫不得已轻易不打官司。产生纠纷后基本都是到矛盾已无法调和了才走上法庭,在此之前基本都经过了多种组织和渠道的调解无果,才走进法庭希望能够得到公正的,最有权威的最终定论。然而,一些法院为了盲目追求调撤率,甚至违反当事人“自愿”原则。对于一些根本没有调解可能的案件,也反复做双方工作,在双方当事人诉求中寻求折中方案,然后是不断地说服、拖延、暗示、威胁,甚至当调解陷入僵局时,今天某领导做工作,明天又是另一个领导拍胸脯承诺,最终是一些当事人拖不起、耗不起、惹不起、害怕报复等,不情愿地接受调解方案。这种变味的“调撤率”,使国家的司法审判机关几乎降格为传统意义上的街道办、居委会,法院和法律的权威在逐渐被削弱。

这里说几个笔者遇到的诉讼调解案例。

 

(一)

 

笔者在几年前曾写过一篇小文章《变了味的调撤率》,在这篇小文章里引过一个真实的案例,一位在桂林某政府部门工作的朋友,其岳父是广西南部某县农民,文化和见识不高,因一起民事宅基地纠纷不同意法院的调解方案,被办案法官限制人身自由中午不得离开,法院的人还说如果下午不在调解书上签字,就拘留十五天。事发当日中午,这位朋友曾紧急打电话向我求助,当时他已在桂林某政府办公室工作十几年,在向我了解清楚法律规定后,下午一上班,就把电话打到那家法院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向中院领导作了反映,领导也比较重视,了解情况后,指示那个基层法院解除了对朋友岳父的人身限制,还向朋友的岳父道了歉。如果不是这位朋友的交涉,法院应该又“成功”完成调解一例。

 

(二)

 

去年,一位朋友的小轿车正常停靠在无人保管的路边被撞受损,现场未发现肇事者和肇事车辆,于是报了交警和保险,将车辆送到4S店由保险公司定损后进行修理,共花去修理费近六千元,朋友为此支付了修理费用(有银行付款凭证),4S店也出据了正式发票。

保险公司还没有理赔,交警根据线索查到肇事者,并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驾驶助力车“转弯时采取措施不当”,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肇事者对交警的责任认定未提出异议。

因找到事故责任者,保险公司建议朋友直接起诉责任者,以免保险公司理赔后再代位追偿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朋友也认为理应先由直接责任者赔偿,当朋友找到肇事者协商要求赔偿修理费,肇事者拒绝全额赔偿。朋友无奈,委托我们提起诉讼。

朋友仅提出要求被告赔偿自己已实际支付的车辆修理费,诸如其他误工、车辆贬值损失等均未提出请求,而这个修理费是保险公司在未找到责任人需要由其承担责任时定的损,且李某确实已实际支付了修理费。在对方全责情况下,这个请求毫无疑问应得到支持,没有悬念。

可是,法院为了调解率,在庭前三番五次作原告的工作,要求原告让步。原告平白无故车辆被撞坏,实际付了修理费,只要求对方赔偿修理费,实际自己承担了车辆贬值费、误工费、律师费等,已作了相当大的让步,既然走上了法院,当然希望有个公正的处理结果,不想再无原则让步。

法院看原告态度坚决,就在原告提供的证据上找问题,本来原告提供有保险公司定损单、4S店发票、银行付款记录等已相当清楚,对于车辆实际损失的举证已完成。但法院仍要求去保险公司调取全部车辆照片及相关记录,原告又跑去保险公司进行了调取;谁知开完庭后,法官又要求原告通知保险公司定损员到法院核实。本来保险公司定员时并没有找到责任人,保险公司作为赔偿义务人按常理“能不赔尽量不赔”,其出具的定损单应是客观性,况且还有修理店的正式发票,以及原告实际付款的银行凭证相印证,完全已可认定,后来在法院的坚持下,原告又去保险公司请来定损员去法院对着照片一一核对了一个下午。

原告经这一折腾,本来几千元的损失,已跑多趟法院,有点精力疲惫。没过几天,法院又叫去调解,这次除独任法官外,还有法庭庭长(不是本案审判人员),先是苦口婆心地劝原告让步,冤家宜解不宜结之类的说一通;又对朋友这方的证据进行挑刺;甚至还说过法院判决后如果被告不服,说不定哪天把你的车辆砸坏去,更会让他你得不偿失之类。

当事人两口子有自己的工作,为这样一个本来很简单的案件来来回回往法院、保险公司、律师事务所、交警队跑,还被反复“做工作”,如果不同意调解方案,还不知道会被折腾到什么时候,最后跟我们无奈地表示接受调解方案,只拿回了相当于自己实际支付的修理费的75%的金额。

这个案子让这位朋友对法律失去了信心,称这辈子再也不要去法院打官司。

 

(三)

 

笔者担任桂林某知名大学所属独立学院的常年法律顾问期间,处理过一件劳动争议案件。

一位在学生宿舍值班工作的农村劳动者,学院按规定为其缴纳了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各项社会保险费用,因其多次被学生投诉、违反规定带家属留宿、离岗不请假、不服从学院安排等,学院解除了与其劳动合同(在后来案件再审中查明,当时其虚报了年龄,实际年龄已超退休年龄,应是自然终止劳动合同),这位劳动者一共工作了三年左右,提起劳动仲裁要求赔偿各项费用共计9万余元。后来,经过开庭审理,先后作出仲裁裁决和一、二审判决结果,学院根据裁决和判决结果,累计向这位劳动者支付了8千余元的各项费用。

这位劳动者在领取了上述8千余元后,过了一年多居然再次提起劳动仲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超过退休年龄为由不予受理,该劳动者再次起诉到法院要求学院赔偿各项损失11万余元(诉讼过程中又追加到16万余元),此时距双方解除(终止)劳动关系已快三年。

双方劳动争议已起诉过一次有生效判决且已履行完毕,根据一事不二理原则,即使原判确有错误也应当通过审判监督程序;退一步说,如果原来没有处理过的诉讼请求,也早已超过了一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其所提出的具体请求事项更是无法成立,该劳动者的诉讼请求显然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多次要求我方调解,向我方强调当事人情绪激动如果处理不好会影响社会稳定,对于拥有上万学生的独立学院不差这点钱云云。而学院坚持认为这是原则问题,不能反反复复没完没了,既然到了司法程序,就坚持由司法作出定论。再者,学院如果没有原则的作出让步,不利于今后的管理。笔者向主办法官转达了学院坚决不同意调解的意见,主办法官仍不依不饶地做工作,要学院哪怕出一万元给这位劳动者,并称如果学院怕以后不好管理,法院可以做劳动者工作以其他的名义支付。当笔者再次向学院领导汇报这个意见时,学院领导明确表示不同意,并对法院没有原则的做法表现出明显不满。我再次向法院转达了不同意调解的意愿。

本以为事情到此也就可以结束了,没想到过不多久的一天上午,学院的联系人打电话给我,说法官刚打电话来问调解的事考虑得如何?她电话中答复法官说领导不同意再调解希望法院公正判决。更没有想到的是,大约过了半个小时,这位联系人又打电话给我说,法院的院长(也许是副院长)亲自带了人已来到学院,要跟学院领导沟通。结果还是强调当事人情绪激动,可能会引起不稳定,希望学院能够考虑大局,配合做好社会稳定工作,出点钱给原告摆平这件事,如果学院担心调解付钱以后不利于管理,可以考虑通过其他方式支付。学院方面最终以需要集体决策为由婉拒了这个自认为没有原则的调解方案,但还是或多或少感到了某种压力。

后来据说是这位劳动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院也觉得其实在有点过分,才放弃了继续做工作调解,依法驳回了劳动者的全部诉讼请求,劳动者上诉到二审,也被驳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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