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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解放日报》一篇报道中关于本人观点的澄清

 

对《解放日报》一篇报道中关于本人评论观点的澄清

 

文金发 律师

 

无意中发现《解放日报》2013529日第三版的一篇报道(主标题《网络围观“致死”婴儿?不成立》),该文就广受社会关注的长春“盗车杀婴案”一审判决仅赔偿被害人家属17098.5元,以“广西嘉宸律师事务所文金发”(即本人)名义发表所谓“专家意见”,并以“针对判决赔偿金过质疑,法律专家认为判决合理 解释不够”为副标题,以下是该报道部分原文:

 

记者咨询数位法律专家,均认为“判决没有问题。”广西嘉宸律师事务所律师文金发解释:“确定附带诉讼的赔偿数额,应当以犯罪行为直接造成的物质损失为基本依据,并适当考虑被告人的实际赔偿能力。”其中隐含的逻辑,在于“被告人承担了刑事责任,便是对被害方抚慰、救济的主要方式”,死亡赔偿金不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直接损失”的范围。此案中的17098.5元赔偿,主要是给被害婴儿的丧葬费。

合理判决为何引诸多质疑?文金发分析,主因是媒体公布的罚金和赔偿金消息 “太过简略”,应尽可能多地公布判决书内容,充分解释。

 

根据这篇的报道标题及原文,本人被以“法律专家”的名义作评论,并被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不支持死亡赔偿金是“合理的”这一观点。

事实上,本人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不支持死亡赔偿金一直持有不同的意见,从来没有认为这个判决是合理的,甚至认为在法律上,这是与《侵权责任法》相抵触的;至于是否合理的问题,死亡一个人法院只判决赔偿一万多元,在情理上更是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的。

该案一审判决赔偿被害人家属17098.5元后,本人2013527日在新浪博客发表《 “长春盗车杀婴案”一审判决中为何仅赔偿被害人家属17098.5元?》,对该赔偿金的构成及其所谓依据渊源作了梳理之后,认为现行司法实践中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支持死亡赔偿金的依据主要是最高法的规定,该规定与国家法律《侵权责任法》相抵触,并在文章最后作了总结:“总之,个人认为,最高法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支持死亡赔偿金的规定,于法无据,于情理不合,在审判实践中恢复支持死亡赔偿金,已是当务之急。”

报道中以观点与本人真正观点相反,记得当时是有过一次电话采访,不知道是因为自己在电话中没有阐述清楚还是记者理解有偏差,为了表明自己的学术观点,现特作澄清:

《解放日报》这篇报道中认为“刑事附带民事不支持死亡赔偿金是合理的”,此观点不是本人的观点,本人一直认为,最高法这一规定,明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条规定相抵触,该条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和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侵权人的财产不足以支付的,先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上述《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被告人即使承担了刑事责任,亦不应当影响民事侵权责任的承担,最高法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支持死亡赔偿金的规定,使被告人承担刑事责任后,极大减轻了其民事责任,与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明显抵触,而《侵权责任法》是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其效力高于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及内部的“讲话”、“答复”等。最高法在“答复”中所谓的如果支持死亡赔偿金将会导致被害人过高期待、法院执行困难、不利稳定等等理由,更是难以服人,其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支持死亡赔偿金的规定,于法无据,于情理不合,在审判实践中恢复支持死亡赔偿金,已是当务之急。

 

附:《解放日报》的报道2013 解放日报 3

http://newspaper.jfdaily.com/jfrb/html/2013-05/29/content_1033261.htm

 

“长春杀婴案”作案时间节点疑问解开,被告供述和记者调查一致

网络围观“致死”婴儿?不成立

针对判决赔偿金过低质疑,法律专家认为判决合理解释不够

2013529   0303-国内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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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长春528日电 527日,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宣判长春“盗车杀婴”案,被告人周喜军一审被判死刑。34日案发时,有不少网友认为这次媒体、社会力量、警方总动员参与营救的方式,甚至“网络围观”对作案者形成压力而致使其走极端。在当日庭审中,被告人周喜军的供述证实,“网络围观”“致死”婴儿的说法不成立。

 

    记者调查发现,通过行车路程计算,距离车辆丢失时间不到一个小时,婴儿已遭不测,此时公众和警方的大规模搜救并未开始。

 

    周喜军投案后,吉林省公安厅主要负责人告诉记者,周喜军只是“临时起意”作案,发现车上有婴儿后,才下的毒手。他作案时并不知道网络及媒体全天候滚动的“通缉”。

 

    本报讯 (记者 孔令君)针对长春盗车杀婴案判决赔偿金低于罚金引发的质疑,法律专家昨天作出解释,判决合理,应多解释。

 

    前日,法院就长春盗车杀婴案一审判处周喜军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直在法院附近等待结果的长春市民王开春认为结果大快人心,但很快,他听到了另一消息:“处罚金50000元,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17098.5元。”赔偿金仅是罚金的1/3,合理吗?

 

    记者咨询数位法律专家,均认为“判决没有问题。”广西嘉宸律师事务所律师文金发解释:“确定附带诉讼的赔偿数额,应当以犯罪行为直接造成的物质损失为基本依据,并适当考虑被告人的实际赔偿能力。”其中隐含的逻辑,在于“被告人承担了刑事责任,便是对被害方抚慰、救济的主要方式”,死亡赔偿金不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直接损失”的范围。此案中的17098.5元赔偿,主要是给被害婴儿的丧葬费。

 

合理判决为何引诸多质疑?文金发分析,主因是媒体公布的罚金和赔偿金消息 “太过简略”,应尽可能多地公布判决书内容,充分解释。

 

本人发表的博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766aafc501019ci0.html

 

“长春盗车杀婴案”一审判决中为何仅赔偿被害人家属17098.5元?

 

桂林律师文金发

 

媒体报道:长春盗车杀婴案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17098.5元。

 

在关注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该判决附带民事部分仅赔偿被害人家属17980.5元,同样应当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和讨论。为什么该判决仅赔偿被害人家属17098.5元?实际上这涉及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问题,核心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是否应当支持“死亡赔偿金”,这个问题在审判实践中一直争议不断,这一次“长春盗车杀婴案”的判决,再一次将这一个问题摆到社会面前,全社会特别是最高法应当高度重视。

 

2006年以前,附带民事诉讼除了不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之外,其他各项赔偿(包括死亡赔偿金)法院普遍都支持,赔偿金额争议不大;然而,2006118日最高法召开第五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有领导认为:“确定附带诉讼的赔偿数额,应当以犯罪行为直接造成的物质损失为基本依据,并适当考虑被告人的实际赔偿能力。死亡补偿费不能作为人民法院判决确定赔偿数额的依据”[最高法刑一庭主编《现行刑事法律司法解释及其理解与适用》2007年修订本,第167]。最高法认为死亡赔偿金不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直接损失”的范围,同时考虑到绝大多数此类案件因被告人经济困难而导致死亡赔偿金无法执行,引起了家属对法院执行工作的不满,为了有利于解决执行难问题,要求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尽量使案结事了,在判决中不支持死亡赔偿金。

 

曾有全国人大代表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向大会提交议案,建议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引入精神损害赔偿,之后,由最高法张军签发《对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6039号建议的答复》[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法办﹝2011159],在这份答复中,最高法坚持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支持死亡赔偿金的观点,并在全国范围内执行。

 

在审判实践中,最高法的这一规定一出台便争议不断,亦因赔偿畸低“命不值钱”等而引起了被害者家属极大抵触甚至上访不断,也令执业多年的法律从业人员感到迷茫和无所适从。

 

在此之后,201071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条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和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侵权人的财产不足以支付的,先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上述《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被告人即使承担了刑事责任,亦不应当影响民事侵权责任的承担,最高法的上述规定,使被告人承担刑事责任后,极大减轻了其民事责任,与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明显抵触,而《侵权责任法》是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其效力高于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及内部的“讲话”、“答复”等,根据《立法法》,最高法的这一规定应当已失去效力。更何况,最高法在“答复”中所谓的如果支持死亡赔偿金将会导致被害人过高期待、法院执行困难、不利稳定等等理由,更是让人感觉不到基本的法治元素,难以服人,根本就不值一驳,限于时间和篇幅,也就不再一一展开论述。

 

总之,个人认为,最高法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支持死亡赔偿金的规定,于法无据,于情理不合,在审判实践中恢复支持死亡赔偿金,已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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