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kee.net

律师博客

正文 更多文章

陈秋兰:民国律师界那些往事

 

 

发布时间:2011-12-17 09:00 作者:陈秋兰

 

 

 

      穿越历史的隧道—— 上海律师公会旧址陈列馆巡礼


  序


  高大的梧桐树下,掩映着一幢简朴的老楼,风吹过,梧桐叶沙沙作响,像在对世人诉说着什么……


  老楼坐落在上海市卢湾区复兴中路和黄陂南路转角处,谁会想到,这就是当年赫赫有名的贝勒路572号——上海律师公会办公大楼。


  这幢楼,见证了昔日上海在中国律师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昭示了中国律师在历史舞台上铸造的璀璨辉煌;


  这幢楼,留下了前辈律师为国家、民族独立而奋斗的足迹;


  这幢楼,回荡着前辈律师为社会公平正义、民主进步的呐喊。


  今天,在迎接中国律师制度百年之际,让我们走进上海律师公会旧址,叩开这厚重的历史之门,从这一幅幅发黄的照片、一张张裉色的文稿、一件件弥足珍贵的实物中,追寻中国律师业发展的荆棘岁月。

 


  诞生


  1912年(民国元年)12月8日,中国近代史上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律师行业组织——上海律师公会宣告成立。


  从诞生之日起,上海律师公会就以一个职业组织的身份促进律师业发展,规范律师执业行为,为“匡扶正义、建立法治”的理想而奋斗,为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努力。


  中国传统司法制度中没有律师这一职业。到了中国近代,伴随领事裁判权的产生,中国有了外国律师的执业身影。在上海,辛亥革命之前的租界出现了本土律师活动的身影,但为数很少,他们一般都依附于当时的外籍律师事务所。


  上海所在的江浙地区是中国最早出现律师组织的区域,但律师组织最初的筹建却是无序的。1912年9月,民国政府颁布了《律师暂行章程》,其中特别强调律师组织的地域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同年12月8日,上海律师公会成立,并制定了公会的章程,首任会长由陈则民担任。


  上海律师公会建立之初,并无自有的办公场所,曾辗转多个地方租借场地办公。1926年开始筹款购买办公楼,并公议选中贝勒路572号(今卢湾区复兴中路301号)。1929年10月入驻,直至1949年。贝勒路572号一直是上海律师公会的所在地,解放后,这里由中国新法学研究会上海分会筹委会接管。


  上海律师公会成立之初,采用会长制,主要成员包括正、副会长以及若干名常任评议员。1927年公会改组,其体制由会长制改为委员制,由执行委员及监察委员组成,常务执行委员主持日常工作。抗战爆发后,公会原执监委员改为理事、监事。作为职业组织,上海律师公会通过制定公会会则(1946年后改为公会章程)对会员提出具体要求。


  上海律师公会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1913年至1927年为第一阶段;1927年至1941年为第二阶段;1945年至1949年为第三阶段。其中第二阶段为上海律师公会的鼎盛时期,会员人数迅速增长,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律师公会。其中女性会员也有明显增长,史良等女律师还担任公会管理机构的成员。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律师公会一方面行使对会员监督职能,另一方面为会员职业发展提供多方帮助。


  随着上海律师公会的不断发展,人数不断增多,上海律师公会管理机构成员也逐渐增多。杨志豪、史良、朱素萼、韩学章等女律师还先后担任过公会管理机构的成员。


  奋斗


  上海律师公会从最初的十几人发展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约1300多人,经历了不同寻常的岁月,其为推进民主法治的呼喊和抗争,也成为近代中国民族复兴史的光辉业绩和律师业界的经典。


  (一)收回会审公廨


  如今的卢湾区建国中路20号是幢并不起眼的小洋楼,这里是原卢湾区人民法院办公地。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曾是法租界的会审公廨。会审公廨是租界时期旧上海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审判机构,俗称“会审公堂”或“混合法庭”,是由上海道台代表与外国领事联合组成,负责审理租界内华人或华洋之间民事诉讼的专门审判机构。


  会审公廨虽然名义上属于中国的司法机构,但实质上反映了外国对中国租界内司法主权的干涉。辛亥革命后,中国会审官弃职逃匿,外国领事团便乘机接管了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此后,不只是涉外案件,即使是租界内纯粹华人案件,亦须由外国领事会审,租界司法权完全被帝国主义侵夺。


  上海律师公会早在1924年就投入到收回会审公廨、废除外国在华司法特权的斗争中。先是派代表前往北京请愿,敦促北洋政府加快解决这一问题。随后又以董康、陈霆锐等律师为代表,通电江苏省政府,提出收回公廨事务应改由江苏省政府主持的建议,得到了江苏省政府的同意。后经过与驻沪领事团多次协商,签署了《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暂行章程》,将会审公廨改为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使上海地方收回了不少司法主权,但临时法院仍存在外国领事观审制度。


  1929年12月16日,上海律师公会执监会议推选代表董康委员前往南京,向司法、外交当局提出改组临时法院的要求.并为此与相关部门进行商讨,并且明确提出了具体办法。随后,中国政府就上海公共租界司法机关设置办法与英、美、荷兰等国公使展开正式讨论,并于1930年2月签订了《关于上海公共租界内中国法院之协定》。依据协议,废除领事官员出庭观审制度,设立新的特区地方法院。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所遗留的问题至此得以基本解决。


  会审公廨记录了一段丧权辱国的屈辱历史,但更展现了一段上海律师的民族气节。


  (二)“五卅惨案”的成功辩护


  1925年5月,公共租界发生巡捕镇压爱国学生的“五卅惨案”,震惊了整个社会,也让上海律师界感到无比愤怒。当时的上海律师公会会长张一鹏在惨案发生不久后就发表公开讲话,痛斥巡捕房的卑劣行径;陈霆锐、伍澄宇等律师担任被捕学生的法律顾问,出面与工部局巡捕房进行交涉。


  1925年6月9日,会审公廨开庭审理此案。原告是公共租界工部局所属的老闸捕房,被告是因5月30日上街揭露日本纱厂杀害中国工人顾正红事件而被捕的学生。何飞和梅华铨两名律师担任学生的辩护律师。


  法庭上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护。原告英籍律师将这一事件指控为“暴动”,认为“实际上纯为过激主义”,并将其看作是受共产主义影响所致。对此中国律师针锋相对地指出,全副武装的巡捕面对的是手无寸铁的学生,说学生暴动完全是无稽之谈;原告没有充分证据说明被捕学生是“中华布党”党员,学生走上街头是要将中国工人被杀事件告知民众,并无暴力行动,如果不是巡捕过度处置,“事即易了”。原告律师要求将被告逐出租界,但由于中国律师的有力辩护,法庭并未采信,而是裁决“缺席者罚处拘禁,余人须将来恪守秩序”。法院最终当庭释放了无辜学生。


  中国律师的辩护保护了学生,驳斥了污蔑之谈,维护了民族尊严,成为当时的一段佳话。


  (三)抗日民族风潮中的上海律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律师公会及其会员也积极投身到抗日的浪潮中。上海律师公会召集紧急会议,会上决定成立四个专门组,即督促政府进行对日方针及计划组、对日备战军事组、对日经济绝交组、对外宣传日本暴行组。1931年10月,在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速定对日方针、肃清东北祸根遭拒后,上海律师公会即以一系列实际行动来对日侵华活动进行抗争,包括:不得与日本律师合作;已接受日本人委托案件的,实时解除委任,未接受者一概不准接受;不得代曾受抗日救国会制裁之奸商辩护,或办理交涉,但有冤屈情事不在此限;凡会员中有租赁日本人房屋设立事务所者,应实时一律退租。后又在年底发表“为救济国难宣言”,表达了上海律师界不甘做亡国奴的抗日救亡呼声。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上海律师公会通告全体会员,捐款捐物支援前线将士;并致函各地律师公会,请求援助在淞沪抗战的十九路军将士。同年11月,上海律师公会又发起“月捐”,以救济东北义勇军,从1931年11月至1932年11月,上海律师公会向抗日将士捐款34800多元。


  (四)“七君子事件”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主张的感召下,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在上海成立。该会要求南京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同年11月23日,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罪”,将救国会领导人逮捕。其中,沈钧儒、史良、沙千里、王造时4人为上海律师公会会员。翌年4月,国民党当局公然对沈钧儒等提起公诉。同年6月11日和25日的两次开庭中,“七君子”对起诉作了有力批驳,重申爱国无罪。张志让、张耀曾等上海律师公会的一大批会员组成律师团挺身担任庭审辩护工作,在法庭上为“七君子”作了义正词严的辩护。宋庆龄等也发起了救国入狱运动。在全国各界的强大压力下,“卢沟桥事变”爆发20余天后,国民党当局被迫释放“七君子”。


  (五)法律援助的先河


  民国时期是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民国前期,对法律援助只是简单的规定,即律师非证明其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法院指派的职务。但在此后的20多年里。法律援助制度有了明显的发展,各项具体制度逐渐形成。这其中,上海律师公会对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自1924年至1949年,上海律师公会的法律援助工作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24年,上海律师公会提出设立法律援助机构的设想,成立了“上海律师援助会”;1935年1月,上海律师公会成立“贫民法律扶助会”,并制定《律师公会附设贫民法律扶助会暂行规则》,对相关事宜予以规范;1947年6月,“贫民法律扶助会”变更为“平民法律扶助委员会”,同时通过了《上海律师公会平民法律扶助实施办法细则》,进一步扩大了法律扶助的范围。


  作为一个行业组织,上海律师公会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思想在于:贫苦民众在法律上应受救助,是文明国家的通例,凡不能出资延聘律师的劳动团体及劳动群众,遇有困难民、刑诉讼,或订定重要契约及各种法律行为的协议,均可由救助机关派员代为辩护,或负责为之代理,不取报酬。当时律师公会还规定,法律援助工作由志愿加入的上海律师公会会员组织,预先抽签决定值日会员,每日一人,轮流按日接办请求扶助案件,若查实当事人“确系贫苦无力延请律师”,则应“无偿代为办理”请求扶助案件。


  尽管民国时政局混乱,但通过上海律师公会的积极努力,来自世界先进国家的法律援助制度还是首先在中国的上海扎下了根基,并多少带了点本土气息。


  英杰


  上海近代以来,涌现了一批视国家存亡、民族利益为己任的杰出律师代表。他们以精湛的专业知识、高尚的人格素养,见证、参与并推动了中国民主法治进程。


  在上海律师公会旧址陈列馆内,我们可以看到一代英杰闪光的足迹,他们不仅是民国时期上海律师的杰出代表,更重要的是,他们为新中国的法制事业也做出了卓越贡献。


  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


  一、沈钧儒(1875-1963),浙江嘉兴人。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1928年加入上海律师公会,曾担任上海律师公会执行委员、常务执行委员、理事。1935年与22名律师联名致函国民党当局,抗议违法判决《新生》周刊主编杜重远,并代理其上诉一案。为“七君子”的代表人物。建国后,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历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等职。


  二、章士钊(1881-1973),湖南长沙人,清末任上海《苏报》主笔。1916年后任上海法政学院院长等职,后到上海做律师,曾担任上海律师公会常务理事。建国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三、张志让(1893-1978),江苏武进人,1920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1928年加入上海律师公会,曾担任律师公会常务理事,为“七君子”的首席辩护律师。建国后,曾任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等职。1956年,国家尚未颁布刑法、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其负责调研“刑事案件的罪名、刑种和量刑幅度”,指导各级法院定罪量刑。


  四、史良(1900-1985),女,江苏武进人。1926年进入上海法科大学就读。1931年加入上海律师公会,曾担任上海律师公会常务理事,先后为邓中夏等被捕的中共重要干部提供法律帮助。为“七君子”之一。她是建国后第一任司法部部长。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等职。


  五、吴凯声(1900-1997),江苏宜兴人,法国里昂大学法学博士。1926年发生日本水手打死人力车夫陈阿堂一案,他积极提供法律援助,最终为受害家属赢得赔偿。他是法租界会审公廨出庭的第一名中国律师,曾先后为被捕的共产党人陈延年、廖承志和陈赓担任辩护律师。曾担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法律顾问。建国后在上海外国语职业学校任教,为上海文史馆馆员。


  六、沙千里(1901-1982),江苏吴县人。早年在上海大丰棉布批发字号当学徒。1925年考取上海法政大学法律系。1932年加入上海律师公会,曾担任上海律师公会常务理事。他参与组织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当选为理事长,为“七君子”之一。建国后,代表上海律师公会和中国新法学研究会上海分会向市军管会移交上海律师公会财物。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等职。


  七、王造时(1902-1971),江西安福人。1929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33年加入上海律师公会,曾担任律师公会常务理事。1935年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担任执行委员,为“七君子”之一。1951年起,任复旦大学教授,1956年曾任上海市律师协会筹备会常务委员。


  八、韩学章(1912-1997),女,北京市人。1938年毕业于上海法政学院。1939年起加入上海律师公会,是上海律师公会最后一届常务理事。建国后,曾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庭庭长。改革开放后,先后担任上海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市法学会副会长。她是恢复重建律师制度后第一任上海律师协会会长,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1980年,参加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工作,是姚文元的辩护律师。


  ……


  走进上海律师公会旧址的陈列室,我们仿佛穿越过历史的隧道,领略到老一辈律师崇尚法律、追求正义的律师精神,感悟到老一辈律师维护民族、国家利益的崇高境界。在这里,我们不仅仅看到上海律师发展的轨迹,更看到中国律师的起步和发展,看到中国法制建设的曲折历程。


  历史,不仅能告诉我们过去;历史,更能向我们昭示未来!


来源: 民主与法制 | 来源日期:2011-12-15 | 责任编辑:王科力
分享到:

上一篇:[速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

下一篇:新“消法”将于2014年3月15日正

评论 (0条) 发表评论

抢沙发,第一个发表评论
验证码